农民工外出平均年限仅为7年
该报告是在深圳市综研软科学基金会的支持下,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推出的2012年度公共政策重点研究课题,由院长樊纲担任课题负责人,经过一年的研究和实地调查完成。
报告深入观察和分析了在中国特有的土地和户籍制度下产生的“农民工早退”现象,即农民工无法融入城市,过早地退出城市劳动力市场这个核心问题,构建了理论分析框架,在广东深圳、福建泉州、重庆巫溪、杭州和无锡等地开展了一系列问卷调查。报告否定了“民工荒”的出现意味着中国已进入“刘易斯拐点”,其指出,当前农民平均收入仅为农民工平均工资的60%、劳动力转移还远未完成,出现“民工荒”的原因其实是由于“农民工早退”的现象。
“农民工由于城市不为他们提供社会保障与社会福利而难以在城市定居,从而出现过早地退出城市劳动力供给、退回农村的现象,称为‘农民工早退’。”樊纲介绍,目前农民工早退现象趋于明显,调查显示,全国的农民平均年龄是32岁,低于平均劳动力年龄。而国民经济研究所与澳洲一家研究机构的调查也显示,农民工外出打工的平均年限是7年。他指出,正是农民工往往在城市打工一段时间后就回到农村,使得城里缺乏熟练的技工,出现“民工荒”。
28.5%农民工打算在深圳定居
在深圳的调查显示,打算在深圳定居的农民工被访者占28.5%,而他们离开深圳的原因分别为“工资待遇低”(达73.7%),“生活成本高”(占72.8%)和“子女教育”(占38.8%)。事实上,“农民工早退”的原因除了农村福利近年来的提升对农民工的吸引之外,更主要是由于进城后,农民工与市民的福利差别依然无法消弭,尤其在养老、医疗、子女教育、住房保障等方面。正是这些差异导致了农民工无法在城市久居。
调查报告主要围绕“农民工市民化”的问题作出有针对性的阐述和思路。据介绍,农民工市民化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战略问题,党的十八大报告将“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努力实现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作为“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重要任务,这正是该报告出台的背景。
“据不同口径的测算,每一个农民工的市民化,政府要付出的成本在7万元至10万元间,到2020年,农民转市民需要筹集的资金规模将达到30至40万亿元。”樊纲表示,农民工渐进市民化是一项需要支付成本、涉及到各级政府财力支出平衡的制度安排。因此,“农民工市民化”需要一个渐进的过程,“农民工渐进市民化”的内涵就是指要实现农民工在职业和权利上的“市民化”,要允许在一定时期内存在保障水平上与市民存在“差异”,由“双轨制”(市民化和准市民化“两轨”并行)最终过渡为“单轨”(完全市民化)。而对于农民工进城的户籍问题,他则建议通过逐步淡化户籍制度的方式,以达成农民工市民化的目标。